我第一次知道那三个凌晨的人在等我，是我十八岁那年冬天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年冬天澡堂只剩我们四个，收到我把最後一柜清完，清到一半抬手去够架上那一叠毛巾，抬手时我的背心往上吊，吊到肩胛下面那一块白露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露到送肉的吴坐在长椅上，坐到他手里那一叠票根停在半空，停到整叠票根掉到水里，掉到他自己没去捡。

        他那年二十三，我十八。

        後来我二十四，还在这一间澡堂里收票、烧水、清池，清到我右手腕一弯就响，响得像有人在骨头里拧毛巾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这一生习惯等别人把话说完，说完的位子永远是别人的，别人讲完我才伸手，伸手时连汤勺都凉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锅炉坏的那一晚父亲不在，父亲去南部买那一支旧帮浦，帮浦要三天才到，三天里这一间只能烧温水，温水泡不到出汗，泡不到出汗就没人多给小费，没人多给这一季的房租就要我自己算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怕的不是房租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怕的是这一间一暗，他们三个换一间亮着的地方，换到长椅上坐的不是我。

        送肉的姓吴，在凌晨的肉市送肉，肉一块一块搬，搬到他手掌心那一层茧比别处厚，厚到他连自己的掌纹都看不清。

        开计程车的姓蔡，开的是别人叫的车，车一趟一趟跑，跑到他的右手腕一弯也响，响得像有人在骨头里压排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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